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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记者专访丹麦议会监察专员署国际司司长贺德。陈敏/摄



提到丹麦,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安徒生。这个“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”的作家,毕生致力于塑造澄净的“童话世界”。如今,丹麦社会平等、福利健全、民生幸福,“安徒生童话”已然实现。而在这些引以为傲的国家名片中,丹麦人最感自豪的却是廉洁。

日前,丹麦议会监察专员署国际司司长贺德(Klavs Kinnerup Hede)做客第三届中国廉政与治理“太湖论坛”,接受廉政瞭望记者专访,畅谈廉洁丹麦的古往今来,比较中丹两国治理腐败的路径异同。

“这是在践踏我的尊严”

今年初,“透明国际”发布“2016年国家清廉指数”,丹麦与新西兰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并列第一,连续5年摘得“全球最清廉国家”称号。

丹麦刑法典里这样解释腐败:“滥用权力以牟取个人私利。”换言之,只要以权谋私就是腐败。无论行贿受贿,无论金额大小都是犯罪。

贺德告诉记者,在丹麦,企业经商不用拉拢官员,市民就学就医没有红包一说,政府财政收支公开详尽,所有公职人员照章办事。

高度的规则意识使不少初到丹麦的人感到不适。贺德介绍,曾有海外IT公司想要中标政府项目,试图向官员行贿;也有外国移民为争取工作许可,向主管官员送礼,但都事与愿违,反而遭到检举。

一家印度新闻机构认为丹麦的清廉名过其实。他们派出多路记者来到哥本哈根,扮成违章司机向数名交警行贿,结果遭到了一致回绝。甚至有警察冲他们大喊:“这是在践踏我的尊严!”

贺德所在的监察专员署,是丹麦议会选出的专门机构,独立行使监督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。贺德任现职两年多,在此期间,他收到数以千计的民众来信,却从未接到过有关行政官员腐败行为的投诉。

“如果非得举例子——”在记者的追问下,贺德面露难色,“一名官员被人邀请去看音乐会,我们得知后对他进行了警告,这应该能算一个。”

有媒体形容丹麦“已到了无腐可反的地步”,记者询问贺德是否赞同这一说法,他迟疑了一下,然后点了点头:“Maybe(也许吧)。”

不相信的背后是信任

贺德很欣赏丹麦学者梅德·延森的历史研究。他俩都确信,1660年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所创立的“市民公仆”制度,是丹麦清廉政治的发端。

为解决战争失败引发的经济和政权合法性问题,弗雷德里克三世把贵族议会的权力收归,尝试从普通家庭中选拔官僚。“市民公仆”没有对抗王权的本钱,同时依靠国王提供的薪俸实现经济独立,因而乐于忠实执行国王的命令。

此后近200年间,大多数国王都努力巩固这一制度。如严令“禁止接受和给予钱财”,允许民众向国王写检举信,大量挑选拥有法学背景的人才,定期进行公职人员的个人账户申报和审计,提高其薪酬待遇等。

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产生了良性结果:“市民公仆展现出专业素养并且敬畏法律。”这也使得丹麦在19世纪中期时,其行政管理机构的腐败就已降到较低水平。

也许百年前的封建君王未曾料到,他们持续推动形成的这套文官标准,会像基因一样遗传,甚至影响着当今丹麦社会的价值观。

贺德引述前任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的话:“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、敲诈和腐败。”他认为,广义上的反腐败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。

奇妙的是,丹麦人不相信腐败,恰恰是因为“信任”。

有研究机构于2005年进行过有关社会信任的调查,发现84%的丹麦人信赖政府能保护他们的利益。合理、透明并且长期稳定的各项民主制度,如司法公正、民主议政确保了信任的生长。

高信任度催生出令人羡慕的人际关系。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,丹麦居民的相互信任指数高达89%,远超世界平均水平。

这意味着无论办什么事,丹麦人都不担心缺乏“关系”而遭受另眼相待。也没有人相信,那些走旁门左道之徒会得到额外优待。

“弹性”社会,物欲降低

除了历史和文化原因,贺德还认为,高税收、高福利和大众传媒等现实因素,也为廉洁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条件。

丹麦是全球税负最高的国家之一,税收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%,高税收让所有人都无法暴富,从而减低了人们对金钱的渴望。人们不根据薪水而是根据兴趣择业,各行各业也就没有了贵贱之分。

议员彦斯曾说,自己每赚100元,有60元要缴税,但他表示:“这不是财富的问题,而是立场问题。有能力的人,就应该帮助能力较差的人。”

不同于有的国家民众交税意愿低——因为税钱直接从腐败机构那里消失,转而出现在私人口袋。在丹麦,高税收意味着高福利。

丹麦政府将大部分税收用于社会保障,诸如教育、托幼服务、失业救济、健康医疗、养老保险等,人人都能享受高质量的社会保障,后顾之忧变少,选择面增大,整个社会充满“弹性”,恶性竞争被良性互动所取代。

高税收也意味着纳税人对公权力瞪大了眼睛。公众透过民营的媒体机构紧盯公职部门的一举一动。媒体一旦发现蛛丝马迹,就会刨根究底。丹麦法律规定,官员的收入、缴税情况都要对媒体公开,公职部门必须配合媒体核实情况,如果拒绝披露相关信息,媒体可向议会监察专员署投诉,后者便会展开调查。

2002年,时任哥本哈根市法鲁姆区区长彼得·布里克斯托夫特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吃喝,经媒体曝光后,区长大人最终锒铛入狱。

当然,以上种种利好因素都与丹麦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——人口只有500多万,人均GDP却将近6万美元。贺德坦言,相较于绝大多数国家,在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矛盾方面,丹麦的难度要小很多。

悖论与决心

一直以来,丹麦议会监察专员署与中国的中央纪委监察部、国家信访局等机构都保持着密切交流。贺德曾多次来华,走访天津、四川等地,了解中国的反腐败进程。中国给他留下了十分复杂的印象。

贺德发现中国的人情观念根深蒂固,想要破除“礼尚往来”的传统,阻力很大。“在丹麦,公职人员收受一部手机、一个Ipad就会构成违法。但在中国,下这样的定义似乎很难。”

他还看到,中国百姓对于公职人员的期待和要求非常高,往往超出其权限和能力范畴。贺德建议,应针对不同岗位制定清晰的权力清单和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,这对公务员而言既是约束也是保护。

以丹麦外交部为例,该部门制定了非常严格和系统的反腐工作条例,对利益相关方、贿赂、敲诈、欺诈、挪用公款、礼物、裙带关系或徇私舞弊等方方面面作出界定,以此告诫外交人员什么可为,什么不可为。

在贺德看来,反腐败面临着一个悖论:惩治力度越大,问题曝光越多,公众感知的腐败情况就越严重,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可能就越高。但没有退路,“只有你着手去做,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。”

贺德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铲除腐败决心的赞赏。他研究了近两年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,认为比起过去,甚至较之于丹麦,这些规章制度都更为严厉,“这反映出执政者对于腐败零容忍的态度。”

除了决心,“中国式智慧”也令贺德印象深刻。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,采取“接办分离”的办法,将受理环节和审查批准环节隔离开来,最大限度减少了利益输送的可能。贺德对此很有感触,他反复告诉记者,中国人拥有解决问题的聪明才智,需要的是坚定信心。

近年来,中国政府积极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,丹麦成为最常取经的国家之一。

尽管中丹两国历史、文化及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均有较大差异,丹麦的反腐制度也无法直接运用于中国,但是该国400多年走过的廉政路径却足以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:无论什么时期,只要坚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,反腐败就不会只是“西西弗斯的石头”,一定能够登峰凌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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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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